五四星火，光满岁月

五月的清晨，微风拂过，将丝丝清凉灌进衣袖，简单地吃过早饭后，小伙子们便带好安全帽，拿上全站仪，卡尺，走向了施工现场，开始了一日的忙碌。这个五一假期里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，大都自愿坚守在岗位，为工程的如期推进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明媚的阳光透过云层，在一个个满怀朝气的身影上洒下片片碎金。当镜头透过一粒粒晶莹汗珠的倒映，以青春之名将此刻定格，随着光圈的转动，阳光下的年轻身影渐渐模糊，又逐渐清晰，似与百年前那些同样向光而行的年轻身影重叠，演绎“五四”的星火，青年的史话。

当我们将岁月翻回1919年，那时的中国，像一艘在风暴中飘摇的旧船。辛亥革命的曙光还未来得及完全绽放，北洋军阀的混战又将山河撕扯得支离破碎。巴黎和会上，当列强轻蔑地将山东权益转交日本，而北洋政府的妥协姿态，如同一把盐撒在国民尚未结痂的伤口上。那时的北京城，街道上飘着煤灰与纸钱，诉说着国权沦丧的耻辱，市井街坊尽是“弱国无外交”的悲叹。

然而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星星点点的火种已悄然播下。1915年，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如一把利刃，刺破封建礼教的帷幕，高呼“德先生”（民主）与“赛先生”（科学）。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灯光下，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悄点燃，预言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。而胡适的白话文运动，让《尝试集》中的诗句飞入寻常百姓家，将思想的自由化作一场语言的革命。这些星火潜在于暗夜里，在无尽的荒野中，正以不可阻挡的姿态汇聚着力量，等着燎原的那一刻。

1919年1月，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国内，这些潜藏的火种在这一刻骤然唤醒，一时间，青年学生民族觉醒和爱国热情高涨。5月4日，北京十三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涌上大街，稚嫩的脸庞上燃烧着愤怒与希望。当青年队伍行至东交民巷受阻，转而冲向曹汝霖的宅邸时，一名学生砸碎玻璃窗跃入赵家楼，随后火光冲天，章宗祥在混乱中被痛殴。那一夜，三十二名学生被捕，却无人后退——铁窗锁得住身躯，锁不住呐喊的回声。这场运动如野火燎原，燃遍神州大地。上海工人罢工的汽笛声、商人罢市的铜锣声、学生罢课的钟声交织成时代的交响。6月10日，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，中国代表最终拒签《凡尔赛条约》。正是中国青年的血性和牺牲，让一个民族在屈辱中挺直了脊梁。

历史的风暴中，总有人以生命为烛台，点亮前路。陈独秀，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在《新青年》中写道：“青春如初春，如朝日，如百卉之萌动。”他不仅以笔为矛，更亲赴街头与学生并肩，即便身陷囹圄仍高呼：“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！”李大钊，在北大红楼写下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将共产主义的火种播撒进青年心中。他教导学生：“人生的目的，在发展自己的生命，可有时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。”1927年，他从容赴死，绞刑架下的遗言化作后世的精神图腾。而鲁迅则一腔热诚写下对青年最好的祝福：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……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。”

这些身影，有的如彗星划过天际，短暂却璀璨；有的如江河奔流不息，滋养后世。他们用思想与行动诠释：真正的青年，是“铁肩担道义”的勇者，更是“妙手著文章”的智者。

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抗争，更是一场文化的涅槃。在这次运动的影响下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，让知识从士大夫的书斋走向市井；女学生剪短长发、走进学堂，打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枷锁；《新青年》的读者从北京扩散至长沙、成都、昆明，让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星火燎原的开始。1921年，李大钊的预言成为现实—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，让五四的精神找到了实践的土壤。而胡适、鲁迅等人推动的文化启蒙，则让科学、民主、个性解放的种子在千年古国的冻土中生根发芽。

今天的五四青年节，早已超越纪念的范畴。它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每个时代的青春命题。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在创新中延续血脉，用科技重新定义“铁肩担道义”，在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的疆域开疆拓土，不变的是，他们同样用满腔热血守护着祖国的安全和尊严，用汗水和奉献浇筑祖国发展的基石。

今天的青年， 在开放中拥抱世界，以开阔的视野迈向未来。百年前，青年为国家主权呐喊；今天，他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声。五四的“外争主权”已升华为构建全球正义的担当。五月的风依旧在吹，五四的精神依在。当新时代的青年捧着《新青年》的电子书，实验室的白大褂与百年前的长衫隔空对话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已化作基因的螺旋，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。此刻，风掠过耳畔，仿佛传来百年前的呼喊。那声音说：青年不必等候炬火，你若光明，中国便不黑暗。（申帅/文）